1969年隆冬，京西玉泉山的松风呼啸。夜谈间，一位身材微驼、腿脚略跛的老红军再次被叫到一间灯火通明的会客室——他就是江渭清。这一次，组织上想征求他对“外放”的意见，可这已是第六回商量该把他安排到哪儿。
江渭清1910年11月16日生于湖南平江余家洞，出身并不显赫。幼年时，他用木棍挑着山芋去学堂，听母亲在灶前唱小调，那种饥饭难熟的日子刻在骨子里。既然贫苦被动写在家门口，少年江渭清只能主动去寻找另一条路。1919年五四风潮的口号飘进乡间，他第一次知道“国家”二字原来不仅是一张蓝天白云，更是刀光剑影。
15岁那年，江渭清已是平江高小的学生队长。老师宋润清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天下这么乱，你愿不愿意把书本上的道理拿到田埂边去？”一句话像火星落在干柴上——同年冬天，他加入共青团。
转年春天，他带着区委的“红纸条”回到村里，白天插秧，夜里写标语。写累了就帮农会抄誓词，眨眼工夫，平江的赤卫队里多了个机灵的“伢子”。1927年“五一”，他成了平游击大队的警卫员，第一次摸到步枪，心里却惦记着书本里那句“自有后来人”。
枪林弹雨中成长得最快。1929年，红色力量在湘鄂赣边水涨船高，他从小队长坐上中队党代表。1931年冬，江西吉安以北的朱木桥炮火震天，他右腿被弹片削断。昏迷醒来，连骨科大夫都嫌手头缺麻药，他咬着木棍硬生生挨完手术。那条腿终究短了三厘米，此后行走带着微跛，却没人敢说他慢——几十年里，他总把拐杖当拎包，只晓得向前冲。
抗日烽火起，江渭清辗转苏南。高淳的江滩水网复杂，据说日军巡逻到处搜剿，新四军却像鱼儿穿梭。他先是参谋长，后任第十八旅旅长。有人问他怎么把小部队带出包围，他笑言：“水田就是战壕，竹林就是屏障，先把脑瓜子钻进去，敌人就找不着路。” 1945年的那次“漕河埂夜袭”，他凭一条短腿带着三百余人硬生生从六倍于己的日军手里夺回弹药，靠的就是熟门熟路。
1949年4月，新中国前夜的黄昏，南京城外烽火渐歇。人民解放军三次过长江，江渭清随部队进城，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政委。重重危楼里堆满财阀档案，他和市里干部整整三昼夜清点。“别让金条钻了空子。”这是他给下属的第一条命令。
建国后，他在江苏主持工作。工业布局、粮棉收购、镇压反革命，每一件都牵一发动全身。1957年，地委送来一摞分量很重的材料，里面是对一些老同志的“检举”。江渭清翻完，扔下一句：“莫把老黄牛全贴上标签。”随后顶着不小压力，坚持逐案调查。他那副“耳朵要硬，办事要公”的作风，就是在这场风波里练出来的。
进入六十年代，中央酝酿对他的职务调整。一次提议调任山西，地方却担心他“外来和尚难念经”；二话没说遇阻。再议黑龙江，对方又嫌他“南方人不习水土”。几番曲折，连中组部都笑称他是“最难落座的客人”。
1974年春，毛主席在游泳池畔听完汇报，抬头向身边人交代：“东方不行，西方不行，就让他去江西吧。”一句话定乾坤。文件飞抵南京，组织部同志电话里征询：“江老，到江西当省委第一书记、军区第一政委，您意下如何？”
“江西是块红土地，我当然愿意。”电话那端，江渭清沉吟片刻又补一句，“不过能不能先给我当个副职？担子太沉。”
这并非推辞。他那时已64岁，伤腿遇阴雨还会疼，左膝也有旧伤。可组织决定不会为个人情绪打折。1974年7月，江渭清抵南昌，一身旧军装，脚底还缠着绑带。省委干部迎上来，他只说一句：“先看工厂，再谈会议。”
文革余波尚在，各种“派性”裸露，机关文件堆积如山。江渭清定下三件要事：一是讨论真理标准，二是把错案一条条翻，三是救经济。开第一次常委会，他把书桌上的电铃撤了：“有事走过来说，耳朵听得见。”会后，他与秘书搭自行车，往景德镇和九江跑了一个来回，记录本上全是仓库库存、稻田亩产的数据。
1978年冬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江渭清从北京返昌即表态：江西要从“抓运动”改成“抓生产”，先让老百姓吃饱饭。第二年初，全省取消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口号，恢复农村联产承包试点。半年后，全省早稻亩产提升一成。老农民在田坎上议论：“江书记讲的吃饭，不是喊口号。”
八十年代初，耄耋之年的他自动请缨退居二线。“让年轻人顶上，别让我当路标拦着车。”中央批准后，他把一摞笔记交给接班人，页页写满“实事求是”四字。
1990年，中央请他到北京座谈。他只带来一张巴掌大的纸条，上面十句话：胆量要大，肩膀要宽，耳朵要硬，办事要公，群众路线，民主作风，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，高瞻远瞩，谦虚谨慎。旁听的年轻同志觉得像行军口令，他却摆手：“写下来，别照念，照做。”
2000年6月16日，江渭清在南京病逝，享年九十。正骨刀声早停，硝烟已散，他留在后辈心里的，更多是那句“拄着拐杖也要往前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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